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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0初露端倪

另一起案件源于公安部转来的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份材料,内称:“伪满军官陈守铭,现住长春市,今年3月18号由**来长春潜伏。4月18号向长春市公安局主动坦白了他在**参加美国间谍组织的问题。并交代其表弟方杰曾在沈阳德国商人拜耳药房任职员,日降后,与美国国务院取得了联系,并作情报工作(何组织不详),有电台两部。沈阳解放前接受潜伏任务并来北平活动。曾任辅仁大学助教,住半壁街16号,方杰的妹妹是中央医院妇产科大夫。方现在**训练间谍,并向大陆派遣。其中方派遣的间谍组织之一为沈阳潜伏组,该组人员多在北京活动。负责人陈祖汉,住北京新开路乙42号之二。陈以贩卖西药为掩护,经常往来于**、上海、沈阳、长春等地。北京解放后,陈将电台运至北京。1950年11月,陈曾赴**领回该组织活动费3000美元。报务员王赓文,约三十余岁,住北京鼓楼西x街xx胡同甲3号或3号,为辅仁大学助教。情报员于宝x在沈阳铁路局任职员。该组有电台与**通报,并规定有密写通信等情报。”

长春市公安局在材料后还详细地介绍了陈守铭自首坦白的经过:陈于1950年11月从长春潜往**,投靠其表弟方杰,被方发展为间谍。受训后,于1951年3月派回长春。

当时,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,陈甚为惊慌。此时,陈祖汉又到长春索取情报,陈守铭见陈祖汉神色慌张,怀疑他们的间谍活动已被公安机关发觉。于是,陈守铭于次日向长春市局自首。

情报部经过研究分析,认为陈守铭交代的情况比较具体,交代的过程合乎情理,倾向可信,遂组织力量调查。经查,确有陈祖汉其人。但当时不在北京,家住东单新开路乙41号之二,为西药药商。

方杰,原名叫丛克中,住西单半截胡同16号。1950年4月携妻及子女以行商为名逃港。其母和其妹丛克家仍在该处居住。

赵继统接手后,想起技侦部门曾捡获了从北京发出的三封给**谢秋林的密写信。这三封密写信是向敌人提供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报的,尤其苏联红军的情况较多,署名“于平”。

明文是叙述药材生意,发信地址先后变换三次,显然是伪装。从密写内容、明信内容和**转信人谢秋林等情况分析,作案人很像是陈祖汉。赵继统汇集了陈祖汉的国内信件与密写信进行笔迹鉴定,认定密写信系陈祖汉所为无疑。陈祖汉的间谍身份得到了证实,同时也印证了陈守铭的交代是真实的。

根据陈守铭提供的王赓文是北京辅仁大学助教,住东城鼓楼西x街的情况,侦查员从辅仁大学校内和陈祖汉的社会关系,以及鼓楼西大街一带居民三个方面逐人逐户的调查,没有王赓文这个人。

但从中找出与王赓文这个人近似的两名对象,即一个叫王浚文的,解放前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,后考入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。现是辅仁大学讲师,与丛克中曾是同班同学。住鼓楼西北官坊口甲2号。

从王浚文的职业、地址看与查找的王赓文十分相近。但据学校介绍,王表现很好,是共青团员、团支部委员,“待人和气”的模范教师。

另一个对象叫王强,是陈祖汉的连襟,住前门外打磨厂179号。系解放前南方无线电学校毕业,曾任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中尉通讯员。现无正当职业,帮助陈祖汉跑生意。这两人谁是王赓文,一时难以确认,故将二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一步调查甄别。

另一个查找对象于宝x,因此人不在北京市,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一方面从侦查陈祖汉中注意发现线索,另一方面函请沈阳市公安局从沈阳铁路局内进行侦查找寻。

一个周末,沈阳市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部长的家里,气氛热烈,笑声时而从屋子里传出来,晚饭后,一家人坐在一起,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朝鲜战争。

部长的姐夫、东北铁路总局职员于宝濂和大家坐在一起。“听说美国的空军很厉害,如果来东北轰炸我们,怎么办?我们的防御能力这么差。真够可怕的!”于宝濂显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,目的显然是试探。

“怕什么”部长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,这种飞机时速xxx公里,今后我们空军完全可以制胜。我们各个机场都有高度灵敏的探测设备。敌人飞机还在xxx公里以外,就可以探知了。特别是xxx机场,设备很好,敌人飞机还未来到,我们的飞机就可以起飞迎击,这有什么可怕的?”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“现在我们每天都有xxx节车皮的物资去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。抗日战争时期,我们在那么困难的物资条件下,还打败了日本鬼子,今天我们物资雄厚多了,还怕打不败美国鬼子!”

部长越说情绪越激昂。这位部长以为都是家里人,于宝濂又是他姐夫,说这些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,恰恰相反,这位部长无意中向于宝濂这位间谍泄漏了国家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。

于宝濂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函请沈阳市公安局侦查寻找的于宝x。经沈阳市公安局调查得知,于宝濂是哈尔滨铁路局一个科员,后来由这位部长把他调到沈阳东北铁路总局。

于宝濂和这位部长从小是同学,后来一起上北京读大学。两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***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两人联系中断了,部长参加了八路军;于宝濂先到北京某大学当讲师,后来跑到天津当了汉奸,于曾担任“天津剿共委员会”科长、总务长、秘书处长等职。